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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简史那些事儿

第十章帝国灭亡后的党项人

第一节党项才俊和西夏遗民

秦地雄西夏,并州近北胡。禹行山启路,舜在邑为都。忽视寒暄隔,深思险易殊。四时宗伯叙,六义宰臣铺。征作宫常应,星环日每纡。盛哉逢道合,良以致亨衢。

西夏灭亡之后,其实党项人一直活跃在整个元朝统治时期。从中央机构到地方的各级机构当中,很**项人都身兼要职。这些党项人为元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他认为党项才俊对于元朝的治国理政有很大作用,所以就开始大量启用西夏人。洗下面王之后的这些党项人,对蒙古统治做出的卓越贡献,即是西夏的延续也是西夏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西夏的遗民还给蒙古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兵员,甚至有一些杰出的军事将领投靠蒙古之后,在蒙古南征北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有名的恐怕就是察汗,他在西夏灭亡之前就已经投降了蒙古。历史上记载这些西夏投降蒙古的军事将领勇猛过人。

成吉思汗死后,蒙古将领们商量着要把西夏国主杀掉,紧接着就要屠杀中兴府。但是还是在察汗的力谏之下,最后才保全了大部分中兴府人的性命,只杀了一部分坚决负隅顽抗的西夏本性。入城的时候察汉亲自进去,安抚西夏的老百姓。查汗还在蒙古西征灭亡金国和进攻南宋中都跟随出征,并且立了不少战功。西夏的贵族李祯投降元朝以后,一直担任元朝的高级军事顾问。元太宗让皇子阔出征伐宋的时候曾经告诫他,军中无论大小事情一定要先征得李祯的同意之后才能实行。

蒙古军队在攻下灵州的时候,当时李恒的祖父拒绝投降,被蒙古杀害。他的父亲李维忠当时年仅七岁,也想跟着李恒的祖父一块儿死。蒙古人觉得这个小孩儿很勇敢,就没有杀他,并且把他献给了蒙古宗王移相哥收养。

移相哥继承王位之后,让李维忠当了尚书断事官。李恒一共有13个兄弟,排行第四,自幼聪颖,移相哥的王妃非常喜欢它,把它收养为义子。

公元1262年,忽必烈继承帝位后,李恒告发有人谋反,反而被逮捕入狱。后来这个人的谋反阴谋果然败露出来,元世祖忽必烈嘉奖李恒的忠诚,还给他升了官。公元1270年,李恒又被任命为宣武将军。从此之后,李恒开始追随蒙古铁骑,踏上了征伐南宋的征程。

这一时期,表现卓著的还有察汉的孙子塔里。他跟随李恒出征南宋,接连率军攻破樊城,襄阳,鄂州和汉阳等地。紧接着还擒获了宋朝大将高世杰,一路追击南宋宰相文天祥,擒获了他的妻女,收降了南宋将士20万。后来在梅岭大败宋军。

公元1278年,李恒担任了蒙古汉军元帅。又过了两年,他又升任中书左丞,在他任内。他下令禁止掳掠民众为奴,赈济灾民。李泓的一生经历了数百场战争,攻下了100多座城池,为元朝攻灭南宋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公元1284年,李恒跟随皇子镇南王脱欢远征安南,在班师回朝的时候,李恒断后膝盖上中了毒箭,后来不治而亡。

党项人还在蒙古平定内部各民族叛乱和起义斗争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党项族优秀的军事人才,为元朝的对外扩张建立了功勋。党项人不仅在军事领域获得杰出成就,在元朝的政治活动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元朝初年在中央和地方统治机构中任职,比较有名的,有一个翰林学士较高智耀,他是夏献宗时期的右丞相高良会的孙子。就连元世祖忽必烈也不敢称呼他的大名,平时只称呼它为高秀才。他死了之后,他的孙子高纳麟,还成为了元顺帝时期的八大谋臣之一。

余阙(1303~1358年)是元朝末年的党项人中的杰出代表,“兼资文武”,“有古良将风烈”。余阙字廷心,唐兀人,余阙是河南乡试左榜第二名,公元1333年(元统元年)癸酉科会试第二名,殿试榜眼,也是甘肃科举史上唯一的“榜眼”。他不仅是元未著名的大诗人、儒学家,还被《元史)称为:“元末天下第一臣。”是元朝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进士,曾为辽、金、宋三史修撰,累官至监察御史。余阙为政严明,治军与兵士同甘苦,有古良吏风。余阙留意经术,五经皆有传注,文章气魄深厚,篆隶亦古雅,著有《青阳山文集》四卷传于世。

公元1352年,红巾军起义,元朝任命余阙代理准西宣慰副使、都元帅府佥事,分兵镇守安庆。余阙一到任即开仓赈济灾民,整顿军马,他所率领的军队“皆夏人,人面多黎黑,善骑射”。

进城不久,余阙就亲率数千精锐出城与围城的义军陈友谅军大战,他冒着矢石箭雨,突人敌阵,连斩义军十三员大将,攻破义军围城寨栅数十寨。自此,余阙坚守安庆前后长达七年,历经大小数百战。

公元1358年正月,陈友谅调集大军,乘数千战舰出洞庭湖口,蔽江而下,树栅塔飞楼急攻安庆。正月初七,安庆最终被义军攻陷,余阙尤率众血战,身中数矢。义军将其重重包围,余阙见大势已去,遂拔剑自刎,以身殉国。余阙妻蒋氏、妾耶律氏、耶卜氏及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闻余阙死,亦投井自尽。后人将该井命名为“风节井”,并建“家人”亭于井旁。元朝廷赠余阙为淮南行省平章,追封夏国公,谥忠宣。

元末顺帝时期参与镇压红市军起义的党项人主要还有星吉、亦怜真班,高纳麟、福寿、卜颜铁木儿等。党项贵族福寿,年仅十五岁时就出入在皇市周围,深得顺帝信任,曾连续五次升迁至同知枢密院事,公元1351年,在银压刘福通起义时立下战功,时任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后担任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公元1356年,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克南京,福寿以身殉职。还有著名的卜颜铁木儿,于公元1353年军与红巾军激故江南多地,后会合多路元军攻破天完都城蕲水(今湖北浠水)。俘获徐寿辉将相四百余人。

在元蒙时期为官的党项人大多不畏权势,刚正不阿,敢言真谏,廉洁自律。元朝初立之时,高智耀建议忽必烈“仿前代置御史台以纠肃官常”,被采纳。忽必烈决定命阿塔海率兵十万东征日本,满朝文武不敢上言劝阻,惟独党项人昂吉尔上疏力争“请罢兵息民”,忽必烈没有采纳,东征最终惨败而返,劳民伤财。元初,丞相阿合马之子忽辛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倚仗父亲丞相之位,在位期间贪赃枉法,党项人亦力撒合不惧其势,上疏揭露其罪行,追讨赃银八十万锭,忽辛也因罪被杀。元未,余阙为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期间,湖南平章宜慰,以婆律香赠送余阙,余阙发现香异常沉重,拒绝接受。装香的匣子里果然藏有黄金。余阙严于律己,秉公无私之举,令一些贪官污吏闻风丧胆。

党项人对元朝时期的文化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都知道蒙古人一向以勇武号称,打下一个城市来他们就屠城,他们一开始采用的是血腥的暴虐统治。在很**项人的提议下,蒙古人开始尊崇儒士,以儒治国。我们都知道在元朝统治时期,各阶层的百姓是分等级的,其中汉人的等级最低,尤其是后来被攻打下来的南宋子民。所以蒙古人宁愿听从西夏人的建议,也不会重用汉人。关于元朝的历史,我们后面会有专门的书籍介绍。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读书人的地位还非常低下。从战争中俘获的读书人一般都直接当了奴隶,分给了一些将官。高智耀看到这种情况,屡次上书朝廷要求提高儒士的地位,还阐明了以儒治国的重要性。经过高智耀的反复劝说,忽必烈才下令庶免了被俘的儒士。从此读书人在元朝的地位才开始被重视起来。

后来元朝也仿照历代中国封建王朝实行科举取士,这才导致后来有大量的读书人活跃在元朝的统治机构当中。这里面也有很**项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了官场,并且在后来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包括一大批后世治国能臣,还有以文学著称的学士。

被元朝收留的这些党项人,尽心尽力的辅佐蒙古统治,所以也导致党项族最终慢慢消亡掉。不管是留在原地的党项人,还是进入到蒙古朝廷中任职的这些党项人。在逐渐的同化过程中,已经慢慢忘却了之前的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字,党项人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最终永远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西夏灭亡之后,西夏的遗留子民们也慢慢神秘的消失了,关于他们的下落问题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论,直到现在也没有最终定论,根据古代遗留下来的文献记载,有几种比较流传广远的说法。

第一种是留在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这些人在蒙古灭亡西夏之后,就成了蒙古的属民,他属于色木人。按照元朝在国内划分的等级,色目人属于第二等。在蒙古语中党项被翻译成唐兀,所以党项人和西夏又被称为唐兀氏。元朝统治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然生活着大量的西夏遗民,史书上记载,蒙古人曾经多次在这里征集西夏遗民充军。在元朝的各级军队中,都有专门由党项人组成的军队,这些军队由党项人负责指挥统领。蒙古灭亡西夏之后还在西下故地,专门设立了西夏行省,来管理党项遗民,后来西夏行省改为甘肃行省,任用党项人来管理甘肃行省。

第二种就是投靠元朝在元朝担任官职的党项遗民。在西夏亡国之后,有一部分党项贵族投靠了元朝,人们已经介绍过有不少党项贵族在元朝的统治机构中占据重要地位。一直到元顺帝的时候,从中央到地方担任要职的党项人,占到了前朝总数的一半。元顺帝的八位重要谋臣就有两个是党项人。

第三种是投靠金国的党项人。西夏灭亡之后,有一部分西夏人投奔了金国。经国的统治者把他们安置在了河南的不同地区,给他们田地公众并派专人管理,这部分人跟中原汉族人民长期杂居,慢慢被同化了。

第四种就是迁徙各地的党项遗民,除了上面介绍的党项人的几种去除之外,还有大量的西夏人迁徙到了各地,但是他们究竟都迁徙到了哪里?是后人争论的焦点,20世纪以来,各路学者们对西夏亡国之后的党项遗民迁徙地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第一种说法是四川西康木雅地区,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有一只主要从事畜牧业的党项人,经过数千里的长途跋涉,来到了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区木雅地区定居下来,并且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小政权,当地藏民称他的首领为西吴王,也就是西夏王。个小政权跟元朝并存了一个世纪。明朝初年还曾经帮助朱元璋讨伐明玉珍,立了战功,1408年,成为了明正土司,一直到清朝康熙39年,因为断绝了子嗣,所以停止世袭。这个小政权一共经历了470多年。

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后裔。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曾两次深人西康地区进行历史考察,他认为当地居民并非为原始居民,是西夏灭亡后,一部分西夏王族逃亡到了这里。以当地的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

1980年,宁夏社会科学院李范文教授深人四川木雅地区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并参照汉藏文献记载,他认为木雅人是西夏亡国后南迁的党项遗民和当地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今天木雅人的总数约有一万多。木雅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一般在外讲藏语,在家讲木雅语。另外在这次调查中还发现,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土著居民的语言与藏语差异较大,与木雅语也有所不同,而与西夏语十分接近,因此李范文教授认为道孚人不是藏族,很可能是未曾北徒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的后裔,这是中国学者第-次深人此地从语言上对木雅人的调查。

尚未与周围藏族同胞完全融合的木雅居民,极可能是西夏民族比较纯粹的后裔。另据藏文史籍载,西夏国亡前后有一部分党项王族曾经迁到了西藏的后藏地区,后来又同藏族融为一体。

第二种迁徙地是到了河北,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当地村民在一座废弃的寺庙里,意外发现了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后来经过研究者对上面的西夏文字的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在明朝弘治15年为这个寺庙的一个僧人而立的,结尾还有80多个党项人的姓名,还有著名的居庸关洞壁上的西夏文铭文是西夏灭亡100多年后在1345年课刻的。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的这两个经幢表明有一部分党项人在这里聚居,而且仍然使用本民族的文字。

第三种是迁徙到了安徽,安徽党项后裔主要是著名的余阙及其后裔,先世居武威,他的父亲沙刺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后来他的整个家族都迁到庐州,余阙在元末为安庆守帅,后城破死节。从两部《余氏宗谱》来看,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五千余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已经与当地汉族人民没有什么区别,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

1984年,马明达发表《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一文,文中写道党项名将昂吉儿自元初即统领一支唐兀军驻守庐州,后子孙世袭其职,整个元代,庐州的镇成军皆由党项人组成,余阙家族定居庐州当与此背景有关。由此可见,移居安徽的党项人远不止余阙一族。

第四种是迁徙到了河南的党项遗裔,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在河南省濮阳市发现杨氏族谱和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证明,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的十几个自然村的四千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国内西夏党项族最大的移民族群。

杨氏的先祖世居西凉州,西夏灭亡后归附元朝,跟随蒙古军队征战多年,后来定居濮阳,改姓为杨氏。杨氏家族虽然聚族而居,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已经被汉化,语言、生活习俗现在与汉族毫无二致。身份证上他们早报的都是汉族,有的私下自称是蒙古族,可能是他们的祖先在元朝为官时说过自己是蒙古人吧。

生活感悟:人啊,认识你自己!这句刻在古埃及德尔菲神庙上的古老箴言,充满了无穷的智慧,几千年来时刻提醒着人们认识自我、把握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我们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从深知自己开始。对自己看得越准确、越透彻,选择的道路就会越正确,自身的潜力就越能发挥出来,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认清自己的时候,有的人选择了自卑。他们羡慕那些走红的影视明星、著名的作家、知名的科学家等等,谈起来头头是道、一脸羡慕,但一谈到自己就会说:“我不是那块料,我肯定不会像他们--样成功的。”或者说:“我可没有他们那么好的机会。”这些人自己把自己打入了另册之中,给自己的前途蒙上了一层灰色的纱幔。

其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长于此,未必长于彼。一个著名的作家未必健谈;一个知名的科学家可能交际能力欠缺;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可能动手操作能力极差。陈景润当不好数学老师,却可以攻克数学难题;柯南道尔作为医生并不著名,写小说却名扬天下;钱钟书一看数学就蒙,却可以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都有自己特定的天赋与素质,在认识到自己长处的前提下,扬长避短,专注于目标,认真地坚持做下去,长此以往,终究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纵观古今中外那些杰出的人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做自己最适合做的事,并坚持下来,终有所成。一位名人曾经说过:“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他所说的一件事就是指能在一件事上做精、做细、做出名堂来。是啊,在当今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一个人本事再大、精力再多,也不可能三百六十行行行精通,他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有所特长的工作上做到极致,做到与众不同。

要做一个成功者,我们要认清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不要什么事都做,否则什么都做不到极致机,浪费了时间也浪费了生命,结果只能是徒留悲切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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