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族简史那些事儿

第二节各民族入旗

皂角林边杀气新，凄凉偏感北征人。我来认作将军树，汲静当年打女真。

八旗制度从建立开始就不断融入新的民族成分，比如蒙古族，汉族，朝鲜族，俄罗斯族等民族都曾经加入过八旗，从生活各个方面也都和满洲八旗没有差别。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已经逐渐和满洲人合二为一，融合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旗人。后金崛起的时候，大明朝日渐衰落，蒙古人成为这两支力量之外的第三方。

当时蒙古主要分为四大部落，第一个就是喀尔喀蒙古，又被称为漠北蒙古。这个部落名称最早出现在明朝。第二个大的部落就是厄鲁特蒙古，这个部落原来是明朝初年时候的瓦剌部，是中国西北畜牧的游牧民族。第三个是科尔沁部，这个部落的先祖是元太祖的弟弟。朵颜三卫南迁以后，科尔沁部扩展迅速，向南到达东辽河流域，和海西女真叶赫部接壤。第四个是察哈尔部，这个部落是名义上的蒙古之主。

后金和蒙古之间真正意义上的交锋，应该是古勒山之战。这场战争，努尔哈赤战胜了九部联军，对蒙古其他部落的震慑力也很大。其中科尔沁部立刻就决定派使者朝拜努尔哈赤，还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了努尔哈赤为妻。没过多久，科尔沁部又送了一个女儿，嫁给了皇太极，这个女孩儿也就是后来的孝庄文皇后。科尔沁部和努尔哈赤联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看上去有好的关系，在公元1619年的时候，你们两件事情发生了变化。第一件事就是萨尔浒之战，关于这场战争，在很多古满洲人写的历史史料当中，往往都会对敌方兵力和损失的夸大，以及对己方损失的缩小甚至隐瞒，关于这场战役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详细叙述过了，前因后果就不再多说了。第二件事情就是发生在当年7月后金攻克铁岭之后的变故，在那时蒙古和后金爆发了直接冲突。当时后金明朝和蒙古本来呈三足鼎立之势，但是后金的发展之势愈发强盛，对蒙古产生了巨大的危险。在萨尔浒之战中，后金军队大败明军，明朝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三足鼎立的局面也被打破，蒙古人当时发起对后金的战争，估计也是害怕三足鼎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还是懂的。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蒙古军队大败，而且还有好多个蒙古贝勒被后金擒住，被抓的大臣也有十几个，一共150人。

科尔沁部和喀尔喀部已经对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产生了畏惧心理，努尔哈赤释放了喀尔喀部的贝勒，喀尔喀部派使者来感谢努尔哈赤的不杀之恩。这场战争竟然意外地成为后金和蒙古订立盟约的契机，双方约定互相友好共处，一起商量攻打明朝。后金和蒙古双方的关系和好了，对于那些主动率领部下前来投奔后金政权的蒙古贝勒和大臣们，努尔哈赤给予四项优待政策。封授高官，重赏人口，牲畜和庄园，联姻婚娶，减免处分。从此以后，前来归顺后金政权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对于这些来投奔的蒙古势力，努尔哈赤对首领和大臣都厚礼相赠，封官进爵，这些人也都被编入了八旗。

刚被编入八旗的时候，有三百零八个女真蒙古混合牛录，蒙古牛录差不多有154个。再加上78个纯蒙古牛录，总数已经达到232个，占全部牛录数目的一半以上。皇太极继位以后，派兵征服朝鲜，然后又有喀尔喀蒙古的两个部落前来归附。皇太极仍然重重的赏赐了他们，还赐给他们牧地。后经联合蒙古各部征讨察哈尔林丹汗，大获全胜。公元1632年，皇太极再次出征林丹汗，这次林丹汗落荒而逃，最后病死在祁连山。公元1635年，漠南蒙古尼已经全部归附后金。

另外，后金和蒙古之间的联姻已经成为了一种风俗。联姻也是拉拢蒙古贵族的重要策略之一。努尔哈赤先后娶了科尔沁部贝勒的女儿，还取了很多蒙古贵族的女儿。不仅如此，他还给自己的儿子们也都迎娶了蒙古王公贵族的女儿为妻，另外努尔哈赤嫁到蒙古的女儿和侄女也不计其数。后来的大清皇室和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的联姻最为频繁，皇太极就有11个女儿嫁给了蒙古王室。皇太极本人的两个皇后，三个贵妃也都是蒙古贝勒的女儿，后金大多数贝勒的福晋也都是蒙古格格。原来长期和后金为敌的蒙古人，一旦归顺了后金政权，皇太极依然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并且委以重任。经过长期努力，大部分蒙古贵族被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争取过来，编入八旗之下。

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皇太极建立八旗蒙古军。八旗蒙古军是将原来属于八旗满洲的蒙古兵士抽取一部分，与后来归附的蒙古兵混编而成的。最初八旗蒙古的八位固山额真分别是:正黄旗阿代;镶黄旗**;正白旗一伊拜;镶白旗一苏那额驸;正红旗一恩格图;镶红旗一布颜代额驸;正蓝旗一吴赖;镶蓝旗一扈什布。

八旗蒙古的编制、旗帜与八旗满洲一般无二。之后又有蒙古人陆续加人，八旗蒙古规模逐渐增大。一些已经归顺但留居故土的蒙古部落被称为“外藩蒙古”，他们也被编制成旗，大约五十兵丁为一佐领，合佐领若干为一旗。也由金(清)划地，各自安居其地，不得像以前一样相互抢夺领地，引起纠纷则由皇帝来定夺。及至人关前，八旗蒙古已有一万六千余名兵丁、一百一十七名佐领。除此之外，八旗满洲之内还有蒙古佐领三十五人。需要指出的是，“外藩蒙古”并不属于八旗，其所属兵丁子民也不能称为“旗人”。这些“外藩蒙古”渐渐发展，最终形成了盟旗制度。康熙十四年(1675年)，察哈尔蒙古被编成“察哈尔八个旗”，驻守于大同边外(今乌兰察布盟东南及锡林郭勒盟南部),当然，他们也是“外藩蒙古”。

由于建州女真长时间和东北地区的汉人生活在一起，双方彼此融合互相渗透。汉人也成为八旗当中仅次于蒙古的重要补充力量。甚至在八旗制度正式建立之前，努尔哈赤就已经任用汉族人为自己效力。努尔哈赤有很多汉人师傅，他对这些人也很尊重。由此可见，汗人和女真人相互渗透已经很深了，努尔哈赤也已经认识到汉族知识分子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努尔哈赤也任用了大批汉族将领。

八旗汉军任用汉人将领统领汉旗兵，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存在。伴随着归附后金的汉人将领越来越多，努尔哈赤也重用这些将领。把汉军单独编成军队，称为乌真超哈。1633年，明朝将领孔有德和耿仲明率领两千多官兵投降后金，皇太极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仍领其原班人马，成为“天佑兵”。第二年，明将尚可喜也率部降于后金，皇太极封其为智顺王，也领其旧部，成为“天助兵”。这年一月，皇太极下令从原分人八旗满洲中的汉人壮丁中每十丁抽一丁披甲入伍，共一千五百人，组成“汉军旗”，旗帜为黑色，由汉将马光远任固山额真。马光远原为明朝建昌参将，在永平战役后投降后金，升为副将。因攻打明大凌河有功，被任命为固山额真。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称帝登基，在议定《令典》中规定汉人官民的穿戴必须与满人相同。从此，清帝统治下的汉人均着旗装，女人天足。这标志着满洲对所管辖的汉民进行正式满化的开始。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皇太极又把一旗汉军扩展为两翼旗汉军，马光远任右翼旗固山额真，石廷柱为左翼旗固山额真。两翼旗帜均为黑色。石廷柱原为女真人，系瓜尔佳氏。其曾祖在明成化年间任建州左卫指挥金事，其祖阿尔松袭父职，其父石翰迁往辽东，便以石为姓。天命七年努尔哈赤攻打广宁时，石廷柱为明朝干总，在努尔哈赤的抚慰下投降，被赐予金印鞍马，并获授三等轻车督尉世职，管领投降部众。其后，石廷柱又随征巴林有功，晋升为三等男爵。天聪三年又晋升为三等子，后以罪解任，最后再次起复，任左翼旗固山额真。

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皇太极又将两翼汉军扩展为四旗汉军(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每旗辖十八个牛录，下设两名梅勒章京，四名甲喇章京(即每旗分为四个甲喇)，每个甲喇辖四到五个牛录。这样，四旗共有七千二百名兵丁。

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皇太极又将四旗汉军扩展为八旗汉军。旗式、编制、官兵数额等与满洲相同，共有两万四千零五十名兵丁。此后，孔有德部入汉军正红旗籍，耿仲明入汉军正黄旗籍，尚可喜入汉军镶蓝旗。清朝入关的时候，满洲男丁加起来不到二三十万人，但是他们面对的上亿人口的汉人，所以肯定需要汉人的帮助来治理天下。满洲八旗中有很多汉人将领地位很高，已经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满洲人了。辽东地区的汉族人口，除了少部分逃跑的，全部编入了八旗。所有加入满洲的汉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满语，和满洲人没有区别。那些给满洲贵族当奴婢的女人穿着打扮也和满洲妇女没有两样，汉族女子还开始争相效仿满族的各种风俗。男子剃发，女子天足，丢弃汉姓改满名。

还有一部分汉人，原本是辽东地区的平民，后来跟满人一起戍守边台。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和满洲人享受同等的待遇，这一部分人都改为了满洲姓名，意味着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和满族人产生了民族认同感。后经在历次战争中俘获的汉人不计其数，其中在攻打抚顺城的时候，就俘虏了30万人。另外在1629年到1638年，短短的十年时间，俘虏的汉族百姓以10万计。八旗满洲中汉人成分之多可见一斑。

所以后来多尔衮在给吴三桂的信中，说到如果他率领部众前来投降的话，一定会封他为王，世代子孙，享受荣华富贵。当时的吴三桂接到这样的书信怎么可能不动心呢？果然，吴三桂投降后，就被封为平西王。招降吴三桂以后，多尔衮趁热打铁，下令各地，愿意踢发归顺的，地方官都升官一级，朱姓王仍然保留王爵。多尔衮多次重申对投降者的优待条件，当时来看，这些举措非常有效。有很多投降的汉族官员，后来都成为了八旗汉军的中坚力量，由于大清皇帝既信任旧臣，又封赏新贵，汉军贵族急剧增加。顺治年间，被封王的汉人就有68人。另外清朝还对汉族降将赐婚，给她们许配满族女子为妻。等到清朝建国百年之后，统治基础已经非常稳固。

清初八旗满洲的另一重要成分是朝鮮人，主要是天命四年(1619年)后金人侵朝鲜掳掠之奴仆的后人。是年三月，朝鲜兵协助明军进攻后金，结果在萨尔浒被努尔哈赤击败，朝鲜统帅姜宏立便率残部五千余人投降，并且将战败后转投入朝鲜军营中的明朝官兵绑送到后金营中，作为“投名状”。后来，这些朝鲜军有些被遣返，有些则被屠杀，剩余者被编在八旗满洲之中。到了皇太极时代，清朝又两次对朝鲜国开战，掳掠了大量的朝鲜军民，导致八旗里朝鲜族人数日益增多。

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八旗中还有朝鲜族人单编的六个牛录，每牛录以三百兵计。六个牛录则有兵了一千八百名。按照当时八丁抽一人伍的政策，朝鲜族丁壮人士大约有一万四千四百余人。总人口业已达到四万三千二百人。此外，与明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也给满洲人带来了相当大的人口损失。因此，皇太极时代，满洲就开始劫掠更为东北的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比如天聪九年(1635年)《太宗建州女真对黑龙江的征服实录》所书“是日，出征瓦尔喀之霸奇兰、萨穆什喀，令白奇及兵部启心郎额色黑、伊木布赍捷音至，奏报:收服、编户壮丁二千四百八十有三，人口共七千三百有二;所有牲畜:马八百五十六，牛五百四十三，驴八。又俘妇女幼稚一百十六人，马二十四，牛十七”。

皇太极的这种对东北少数民族的杀掠，直接导致了东西伯利亚地区和黑龙江流域人口的大量损失，更使得西来的沙俄殖民者乘虚而人。1643年12月23日，瓦西里.波雅尔科夫等九十多名沙俄殖民者突袭乌姆列坎河上达斡尔人的部落时，发现那个部落算上酋长才十六个人.而非常具有黑色幽默味道的是，17世纪40--80年代，清朝政府与沙皇俄国在黑龙江中游雅克萨(俄称“阿尔巴津”)等地发生了一系列军事冲突。在此过程中，一些被清军俘虏或者投降的俄罗斯哥萨克(即俄国史籍上的所谓“阿尔巴津人”)被迁人京，成了俄罗斯旗人。

最早归附的俄罗斯人有顺治五年(1648年)的伍朗格里，其次是康熙七年(1666年)的伊番等人。第三批人数较多，是企图进人牛满河地区，被清军兵船截获的三十一名雅克萨城俄罗斯人。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他们被编为八旗满洲镶黄旗下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这些人及其后裔就是清代北京的俄罗斯旗人。因为最初俄罗斯壮丁数目不足编为一个整佐领，所以康熙二十二年编设的只是“半个佐领”。直到收复雅克萨城后，不愿回俄国的战俘加上原有俄罗斯壮丁才凑够一个佐领。对俄罗斯降人，康熙皇帝一直优待有加，这很大程度，上缘于在黑龙江流域对俄作战的需要。这些被编入八旗的俄罗斯人在前线侦察敌情、劝降同胞，这种攻心战在雅克萨之战中取得奇效。《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记载:“阿尔巴津人看到敌营中已有自己的同伴，又看到对方兵力雄厚，所以非常害怕不自动投降就会遭到覆灭的下场;而且他们还设想，如不抵抗就投降，也许会得到中国皇帝的赦免。于是他们便听从了叛变投敌者的话。就这样，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武器集中起来，运至指定地点。”郎谈收缴了武器后，即刻下令烧城。在俄国史籍中，这些俄罗斯旗人被称作“叛徒”“俄奸”。中俄边境关系缓和后，他们被视为叛国者，再也不能回归故土。康照二十八年(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规定已经在中国生活的俄国人和已经在俄国生活的中国人均无需返回本国，这批俄罗斯人便在中国扎根下来。

这些俄罗斯人不仅被编人待遇最高的满洲八旗，而且还被编人上三旗的镶黄旗，享有与满洲人同等的优渥待遇，以当兵为生，领取粮饷。部分人还被授予官职，还有一部分人在衙门]担任翻译工作。与其他被纳入八旗的异族人一样，俄罗斯旗人的文化风俗也日益向满洲人靠拢。男子将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去寸余，中间长发分三股编成长辫垂于脑后。服饰上也是满式衣冠，着马蹄袖袍褂，袖口狭窄，开襟袍子，布带束腰。而姓氏也改成了满式。i加之俄罗斯人定居北京之初便被赐予满人女子为妻，他们与其他旗人的距离慢慢缩短，直至消弭于无形。

虽然清朝统治者想方设法增加旗人的数量，但长期的战争和人关后的疾病依然让满洲人丁锐减。顺治五年(1648年)，满洲人丁因连年出征，伤亡较多，已比人关前减少了数千丁，只有55330丁;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减少了十分之一，仅有49695丁，加上蒙古、汉军八旗男丁，也不足十万。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1673到1681年)所发生的“三藩之乱”，又造成了满洲兵丁大量伤亡。因此，为维系“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国策，清朝皇帝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竭力增加满洲八旗人丁和佐领，以确保八旗军的兵源。一是尽力扩大“新满洲”编制，继续将黑龙江索伦、达呼尔等部落成员迁人盛京、北京，编人满洲八旗。仅康熙十三年(1674年)便增编了四十个新满洲佐领。二是将包衣佐领或者佐领下余丁改编为满洲八旗的旗分佐领。例如，镶黄旗满洲第五参领之第十四佐领，系将包衣佐领哈达及其合族之人由包衣拨出编立而成;镶白旗满洲第二参领之第十二佐领，原系清初肃亲王豪格的包衣佐领，现改为旗分佐领。第三，允许因功免除包衣身份，并将冒充正身旗人的包衣作为“另户”登记人册，继续做其原来的差事。包衣原本附属于家主名下，不能单独立户列为八旗正身壮丁，不能披甲当兵为官。八旗官兵不能收养、过继汉民之子和包衣之子，不许汉民之子随母改嫁入旗，这些人丁皆不能列入八旗正身男丁册档。但是，岁月流逝，日积月累，许多包衣及原系汉民过继于旗人之养子、随母改嫁人旗之民人冒人了正身旗人册档，充当前锋、护军、骁骑，少数人还成为文武官员。仅乾隆元年(1736年)就查出了正红、镶红二旗汉军中上述三种冒充正身旗人的官员兵丁两千七百余人。清政府将他们载人八旗“另户”册内，许其继续披甲为官。不过这种情况在乾隆之前就存在，雍正时还因征准需要，选了两千名八旗包衣从征，允其凯旋之日入籍“另户”。

清朝前期，人口一直保持增长。乾隆六年(1741年)开始有了全国人口的统计数字，大约为一亿四千人;到二十一年后的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达到了两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已然突破三亿;道光+十四年(1834年)更是超过了四亿。随着社会的安定，战争的减少，人口迅速增长。八旗的佐领和人丁自然也水涨船高。比如康熙年间增编满洲佐领三百五十六个，蒙古佐领七十六个，汉军佐领五十五个。到了康熙六十年(1721年)，满洲八旗男丁已经增至十五万四千余，比顺治十四年增加了两倍多;蒙古八旗男丁六万一千余，也增加了两倍。包括汉军、包衣在内，八旗男丁总数为六十九万六千余，比顺治十四年增加近一倍。八旗军队的兵源得到了保证。不过，乾隆年间曾令很多汉军旗人出旗为民，导致八旗男丁数量有所回落。根据统计，顺治五年(1648年)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一百余年里，八旗男丁数目由三十四万六干增至五十二万三干。其中汉军旗人因为乾隆年间的那次出旗而少有增长。满洲男丁则增长了三倍多，从少有增长。满洲男丁则增长了三倍多，从当初的五万五千余人增长至二十二万二千余人。单八旗兵丁名额的增长却没有跟上人口的迅速增长，兵额从人关初期的不足十万增长至二十余万，增幅仅一倍左右。

总体来说，八旗佐领数目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到清末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全国共有两千多佐领，平均每个旗有二百五十个佐领。其中满族人所担任的佐领人数最多，汉军次之，蒙古最少。各旗中的官员，除佐领以下基本由各族所属人员担任外，参领以上高级将领均可以越旗、越族担任。统率满洲旗份的参领不限于满洲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人均可。至于都统、副都统等大员，对族别更是不加限制，只要是旗人便可。例如道光年间的正蓝旗人灵桂，一人即出任过蒙古都统、汉军都统、满洲都统三职。

入关之后的清朝一共只有八旗，每旗内又分为满，蒙古，汉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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